您小区有喜欢收纸箱的大爷吗?这场“回收暗战”背后是啥需求缺口? 资讯文章 居民服务

xtj 4月前 20

时值正午,闷热难当,朝阳区孙河康营小区南门,李大爷坐在树荫下纳凉。他的身边放着一小摞纸箱,这是他一上午的“战利品”。

在北京的每一个小区,都有“李大爷”,他们拉着小车、骑着自行车、三轮车,把废纸箱卖到废品回收站。回收站卖给更大一点的打包站,打包站送给纸箱厂。这就形成了一个链条。据媒体报道,现在中国废纸市场,每年需求缺口高达400万吨。

需求缺口带来激烈竞争,一场在游击队和正规军之间展开的纸箱回收战已经打响。截至目前,游击队占领了90%以上的阵地。

运到分拣中心的纸箱。

游击队

“泼点儿水,就能多卖钱”

李大爷短发花白、身着白色老头衫、手摇蒲扇。废纸箱是捡来的,忙碌了一上午,他满脸的汗。“一会儿卖了去,昨天一斤是一块二,今天不知道什么价。”

“每天遛弯顺手,现在快递多,纸箱也多。”他说,小区里有些老人喜欢翻垃圾箱,捡点瓶瓶罐罐,换点零花钱。废纸箱的价格不稳定,几天一变,甚至一天一变。

康营小区北侧有一处花卉市场,停车场常停着辆货车,车上堆满了纸箱——这就是一个简易的废品回收站,也是纸箱回收链条上的“游击队”。站主人不在,李大爷又拉着纸箱,往回走。“一会儿再来,他天天在,这会儿啊,估计出去收废品了。”

像这样的大爷,这样的废品站,在北京城的各个角落都存在。

朝阳区东坝康静里小区南侧,有一小片低矮的平房。这里有两个废品站,都用红色油漆在木板上写着“收废品”。一个大姐,一边将收上来的纸箱归拢,一边拎着水桶,往纸箱上泼水。“今天一块三(一斤)。”大姐回应了当天的纸箱回收价格,其余不愿多谈。

“泼水是为了多卖点钱。称重嘛,越重越值钱。”大强说话很直接。他和媳妇在丰台区马家堡某小区,做废品回收生意,已经超过二十年。二十年来,他们一直都是路边、露天、夫妻店模式运营,属于最典型的“游击队”。大强很直白,他说这一行利润微薄,挣得就是一点儿差价。“从居民手上收过来,再卖给打包站。一块三收,一块四五卖,就挣这一两毛钱。”废品收购,最常见的就是纸箱和塑料瓶。纸箱最近行情好,收购旺盛。

大强所在的小区,垃圾分类工作推进得不错,居民分类意识强,对能卖钱的可回收物尤其热情。小区曾经给大强准备了一个很漂亮的分类小屋,但效果并不好,大强又回到了路边。至今,他也不属于任何公司或者体系,完全自主经营。

几乎每个小区都有喜欢收纸箱的大爷。

打包站

“比起废品站,更喜欢居民的纸箱”

大强的纸箱,泼完水、捆绑好之后,就会卖给打包站。

小马曾经也经营着一个位于郊区的打包站,是大强的“下游”。打包站的位置时常换,小马已经不记得自己搬过多少次家,“平均三个月就搬一次吧,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。

除了时常搬家,小马还要面对废品站送来纸箱的“水分”——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水分。

一般情况下,如果大强他们送来的纸箱,水泼得多,小马每公斤会扣五分钱。他更愿意直接收居民手里的纸箱,干净,不泼水,他也不扣钱。

“今年行情好的时候,纸箱到过两块钱一公斤。”但是,这个价格似乎比大强收废品的价格还低。小马笑着摇摇头,废品站的秤,普遍是“六两秤”,居民们卖的纸箱,会被克扣重量,“你卖给他们,钱要打六折,他们挣得就是这个”。

虽然行情不错,小马依然觉得生意不好做。他的下游,是纸厂,纸厂虽然面临纸源缺口,但对下游来纸,卡得很严。“纸箱如果水多,纸厂直接退货,不要了。”

于是,小马加入了一个正规的回收企业,从“游击队”变成了“正规军”。“最主要是稳定,收上来的纸箱干净,纸厂喜欢,我的收入就稳定。”

在分拣中心,纸箱打包完毕变成黄板纸原料。

正规军

“我们的规模不到从业者的1%”

在昌平区东营村附近,是北京爱分类环境公司,属于纸箱回收战里的“正规军”。

公司总经理徐源鸿,计算机专业毕业的高材生,自称是“废二代”,因为他父亲就是做旧货市场起家。如今“爱分类”打通了废品回收的大半个链条,从上门收集,到精细分拣与处理,最后分类销往原料工厂。

在车间里,巨大的流水线机器,利用人工和智能设备相结合的方式,把纸箱、塑料瓶等废品,全部变成了代加工的原料。“纸箱,就是我们行业里说的黄板纸,送到纸厂后,会制桨重新做成纸产品。”

黄板纸市场缺口大,与全面禁止进口“洋垃圾”相关。原先,中国的废纸原材料,三分之一来自海外。2017年开始,我国加强了对“洋垃圾”的管理。2020年11月,国家发改委、生态环境部、商务部、海关总署共同发布了《关于全面禁止进口固体废物有关事项的公告》,明确禁止以任何方式进口固体废物,并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。

进口废纸退出历史舞台,让2020年我国废纸缺口达到450万吨,预计今年缺口也会达到400万吨以上。市场前景广阔,但从业者却以“游击队”为主体。

现有的游击链条,由拾荒者、三轮车、废品站、集散市场等组成,大约四五个环节,每个环节都要“吃一口”利润,造成链条长、效率低。

而正规链条,由居民利用手机APP下单,专职回收员上门,再到分类工厂车间,链条短、效率高。

但即便这样,在成本上游击队还是比正规军有优势。徐源鸿粗略估算,北京提供上门回收废品服务的正规专职人员,只占所有废品回收从业者的1%不到。

再利用

“垃圾分类是垃圾的革命”

纸箱回收战只是垃圾分类和回收系统中一个缩影。在这个战场,游击队采用夫妻店的模式,在露天场所,以最低的成本,换来了绝对优势的市场占有率。

“现实就是,游击队成本越低,收入越高,所以大家经常看到的废品站,就是脏乱差的露天市场。”徐源鸿说,“爱分类”的运营成本中,六七成是人力成本。公司管理团队需要高水准人才。而在一线,上门收废品的工作,也需要开出与快递员、外卖员不相上下的工资。“北京上门服务的市场价是多少,我们就得开多少,不然招不到人。”

正规军的优势在于专业。对居民,上门服务、足斤足两。“爱分类”的奖励金是每公斤0.8元。看起来比废品站收纸箱便宜,但他们是所有可回收物的打包价,一些废品站不要的玻璃瓶、光盘、纺织品,他们也一样要。

“我们以垃圾减量与资源化利用为主,而不是纯市场行为,还承担着一些兜底责任。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,只要掌握了技术,再达到一定的量,垃圾就成了资源。”徐源鸿说,一个、两个玻璃瓶没人收,但是一吨玻璃瓶就是资源。泡沫、纺织品等,同理。

在“爱分类”覆盖的小区,居民的分类习惯越来越好,随之产生的影响,这些小区的废品站也几乎绝迹了。

“现在,北京市民普遍会把纸箱、塑料瓶这样的高价值可回收物分类出来。更细致的分类习惯,可能需要一代人慢慢培养,但目前看,前景还是光明的。”徐源鸿一直以来的观点——垃圾分类的源头在家庭。居民在家里分类得越清楚,被回收利用的垃圾就越多,被当成废物烧掉的垃圾就越少。进一步,在小区里翻垃圾箱的人,越来越少,小区周边的回收游击队,也越来越少。

未来,徐源鸿设想中,“爱分类”这样的正规回收企业,可以覆盖整个垃圾回收链条。从上门回收,到精细分拣,再到再生产品的循环利用,整个流程更加顺滑、高效,城市环境更加洁净、美好。“垃圾分类是垃圾的革命,是未来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、环境治理体系的一部分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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